- 探寻青铜光华中的交融密码
——访大同历史文化学者温鹏毅
记者 崔莉英
大同市博物馆青铜牺尊(仿制品) 春秋晚期 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原物藏于上海博物馆)
市委统战部近日组织我市文史学者赴内蒙古考察调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并赴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探寻青铜光华中的交融密码。
大同文史学者温鹏毅认为,青铜器文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形态,它记录着特定时空范畴内发生发展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与标识性。通过器形、纹饰、铭文,可以清晰地勾描出不同民族间经济互为依赖、风俗互为影响、文化互为传播的交融画卷,它所呈现的历史语言真实清晰。
温鹏毅说,浑源李峪青铜器举世闻名,从浑源李峪青铜器中可见文明交融裂变出的成果。春秋战国时期,浑源地处晋(赵)、燕与北方草原民族交错地带,李峪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交融的面貌,它的器形以晋式青铜器式为主,在造型与纹饰上兼融燕式与北方草原青铜器特点,这一表像在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鸟兽龙纹壶上表现十分明显。鸟兽龙纹壶周身布各类花纹,装饰用动物形象38个,多缠斗造型,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说明2500多年前大同地区的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已发生深刻的互鉴互融。
鄂尔多斯青铜器作为中国北方青铜器的代表,以造型生动、小巧精致、实用性强为特点,其年代跨度大,目前考证的起始年代约为商早期,距今约3500年,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中期结束。按用途可分为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器形多以短剑、铜刀、箭鏃、饰牌为主。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交融互动清晰可见,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咬斗的画面,猛虎在下,粗壮的前肢撑起,张着大口用力咬住野猪的身体,体态神情栩栩如生,系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品之作。其饰牌边缘处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胡寺豕虎三”等字样,刻字风格与衡制单位显然受战国时秦制的影响。这说明,加工铸造金饰牌时,中原度量衡制度、书法及金属加工工艺已到长城之外,标注出“中原匠艺”的痕迹。
青铜戈是古代特有的兵器,有“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荣耀。青铜博物馆馆藏的朱开沟虎头内戈,外形与中原兵器戈相近,装饰方面却保留着草原文化中的虎形图案,说明当年铸造时,中原器形与草原审美已有机融合。该馆的匈奴金凤冠,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凤冠上部由云形金花片、嵌蚌金饰片组成,下缘围绕长余云纹形金片与串珠构成的流苏,配水晶、玛瑙加工而成的项饰。饰片中的鹿纹属典型的草原文化装饰,但凤冠整体形制为中原文化特色。
温鹏毅告诉记者,在殷墟出土的一些青铜礼器中发现草原特色鲜明的花纹,说明商朝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已有交流。从鄂尔多斯高原向东南,过黄河,经由今天的三晋腹地,过中条山,即到达中原地区。正是这条通道,鄂尔多斯的青铜器与中原青铜文化接触,开启交流篇章。近年来考古证明,交流的内容除技术工艺外,还有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并且双方曾进行数量众多的实物交易。这一点从晋北出土的青铜器可见一斑,同一地区的青铜器中既有殷墟式的青铜礼器,也有北方草原青铜兵器,经常可以看到鼎、鬲、罍、觥、爵、觚、盘、短剑、管銎斧、兽首刀在一个地方出土。
鄂尔多斯青铜器之所以包含如此众多的民族交融元素,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中原政权与游牧势力围绕这片土地曾有过多次碰撞,以致双方民众大量聚集。和平时期,顺应平稳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交往交流频繁。在中原青铜技法进入草原的同时,草原文化元素也嵌入中原王朝的礼器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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