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俗而治”，辽西京大同的民族融合
吴天有
云冈石窟
大同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统治，并留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如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灵丘觉山寺塔等，分别是在鲜卑、契丹和女真统治时期的北魏、辽、金等时期，由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五代后期和宋辽时期，大同是由契丹人所建立的大辽国所统治，辽重煕十三年（1044）大同又由云州升为辽西京大同府，成为辽国五京之一。
作为汉民族聚居的地区，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统治，辽国统治者实行了“因俗而治”的政策，不仅加强了自己的统治，也实现了民族的深度融合。在汉民族和契丹等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一时期也是大同在继北魏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一、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契丹民族起源于蒙古东北草原，是一个狩猎与游牧皆具的民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公元947年正式建国号为大辽。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据晋阳图谋自立，被皇帝李从珂削去官爵，并派张敬达围石敬瑭于晋阳。石敬瑭派人向契丹求援，契丹皇帝太宗耶律德光遂兴师援救，自雁门而南，大败张敬达。石敬瑭与太宗相见，约为父子，并受太宗册立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同时约定，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公元937年，契丹割据云州等地。至此，大同等地为契丹所有，划入辽的版图。
二、“因俗而治”
辽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官僚体制、统治方法乃至风俗习惯，都与汉族政权有着巨大的差异。为了保持汉族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辽政权没有强推本民族的治理体制，而是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在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饰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与契丹等少数民族不同的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藩汉分治”的政策。
首先，在职官制度上，采用了“南北面官”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面官有御帐官、皇族官、诸帐官、边防官、行军官、属国官等。南面官置有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等官。其次，在政区管理上，在契丹、奚人等少数民族区域实行部族制政区，在汉人聚居地区实行州县制政区。再则，针对汉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生活差异等现状，先是用唐令、唐律，后来用宋律来治理汉人。用契丹固有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契丹人和奚人等少数民族。以汉法治汉民，以契丹法治契丹及诸夷。而在选用官员上，北面官通过世选进行选拔，即从具有才能的世家子弟中择优任用官吏；南面官则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在祭奠礼仪上，在契丹族适用本民族的“柴册礼”；而对汉人地区则仿汉人的礼仪习惯实行“大册礼”。服饰方面，并不强行推行契丹的服饰和发饰，而是坚持了契丹和汉人服饰、发饰并存，采用“北班国制，南班汉制”的原则。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官僚用国服。
三、“因俗而治”对辽代社会的作用
“因俗而治”对辽代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是促进了辽代社会的进步。在进入中原前，契丹的社会制度还处于原始的部落制度，与中原的封建社会制度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原成熟的儒教社会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成长，对维护人口稠密地区的农耕文明，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因俗而治”的过程中，契丹统治者学到了许多治理社会、促进不同地区文明进步的东西，从而加速了契丹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其次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辽在取得云州等燕云十六州后，没有强迫当地的人民采用契丹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尊重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得当地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进步。《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卯命辰集。”“及其有国。……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开始畜牧、农耕并重。太宗会同元年（938 ），即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的第二年，即“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可见其对当地农业的重视。辽统和四年（986），因对宋战争，山西诸州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政事令室昉奏请免当年税赋，得到允准。统和七年（989），“禁趋牧伤禾稼”，“诏免云州逋赋”，十年（992），“免云州租税”。通过轻徭薄赋，大大促进了云州等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考古工作者在大同青瓷窑村遗址和天镇县夏家沟的窑藏中发现了许多辽代的铁制工具、农具、铁铧等，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证明西京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冶铁、锻造业的发达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因俗而治”，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辽代作为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遭到反抗是必然的。但由于实行“藩汉分治”的职官制度，包容差异的生产、生活习性和礼俗习惯，通过轻徭薄赋等，不仅减少和避免了冲突与反抗，而且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里，也加深了汉民族对辽的认可程度。通过“因俗而治”，汉族官僚与契丹官僚、汉族人民与契丹等少数民族人民的相互摩擦减少，认识加深。相互包容各自民族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在交往与交流中，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在汉民族与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西京大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也为大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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